贾萱词的生命创造

辛弃疾(1140 —1207)生于历城(今山东济南)。他比陆游小十五岁,出生时北方已经落入女真人手中。其祖父辛赞虽在晋国任职,但一直希望有机会“抛架以解令尊之气”,常带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点江山”(《梅琴十论》)。同时,辛弃疾也目睹了汉族人民在女真统治下所遭受的屈辱和痛苦,这使他在青年时代就立下了复辟中原的功业。另一方面,由于辛弃疾生长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受让人盲目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较少,他身上有一种侠义精神。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颜良大举南侵,身后的汉人因不堪忍受金人的严酷压迫而揭竿而起。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纠集2000人加入了耿静领导的庞大起义军,并任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被部下杀死,金军北退,辛弃疾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命联络南宋朝廷。在他完成使命回来的路上,他听说耿静被叛徒张安国杀死,起义军解散了。他带领50余人攻打敌营,把叛徒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辛弃疾惊人的勇气和果断,让他一时名声大噪。“懦夫为之而起,圣天子为之叹息”(洪迈《贾·)。宋高宗任命他在江阴签署一项判决,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途。此时,他才23岁。

辛弃疾初来南方,并不了解朝廷的懦弱和畏缩。此外,宋高宗和赵构都曾赞扬过他的英雄行为,不久即位的宋孝宗也曾表现出要收复失地、报仇雪恨的精神。因此,在南宋任职的第一个时期,他就满腔热情地撰写了许多抵御金朝北伐的建议,如著名的《梅钦十论》、《九论》等。虽然这些建议在当时受到人们的称赞并广为流传,但已不愿再战的朝廷却无动于衷。它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上的实用才能感兴趣,于是派他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重要的地方官职,治理灾荒,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做得很好,但因为深深感到时间飞逝,人生苦短,抱负难酬,他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然而现实对辛弃疾来说是严酷的。虽然他有着出色的才能,但他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的北伐热情,让他很难在畏首畏尾、圆滑圆滑、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他也意识到自己“只是笨拙而自信,多年来不被大家所接受”(《论贼札子》),于是准备隐退,在江西上饶湖畔建了一座园亭,以便离职后安身立命。果然,惜春八年(1181)冬,辛弃疾42岁时,因被弹劾被罢官,回到上饶。接下来的20年,除了每两年在福建做一次监狱和和平使者,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农村。

辛弃疾一直推崇狂傲山林的隐士,生活在乡村与他的人生观不无巧合;而且,由于他过去的职位,他可以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但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却在风华正茂之时被迫离开政坛,这让他无法承受。因此,他常常一边欣赏着田园风光及其宁静的意趣,一边内心不断涌动,时而为自己的人生理想所激动,时而为现实的无情所愤怒和沮丧,时而又强迫自己去安慰自己,作出旷达的思想,在这种情感的起伏中度过了余生。

“可惜生前死后,为王摆脱世间事务,赢得功名,白白发生”(《破阵》),“我以万字换主人植树书”(《鹧鸪天》),埋下了他的深情。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侜周开始起用领军人物。64岁时,辛弃疾被任命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和平使者,老一辈诗人的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年,他遇到了宋宁宗,热情慷慨地说徐金国“必乱必亡”(《朝野建立以来炎症杂记集B》),并亲自到镇江前线工作。

然而,他又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在一些谏臣的打击下被迫离职,并于凯西元年(1205)回到老家。虽然最近两年被叫去工作,但是他年老多病,身体虚弱。最后,他在凯西的第三年秋天突然去世。

虽然,自中原沦陷以来,抒发对国耻的悲愤,表达报国的热情成为文学的中心主题,但辛弃疾的词仍有独特的光彩在其中。这不仅是因为辛弃疾生长在被其他民族蹂躏的北方,恢复故土的愿望比一般文人更强烈,也是因为他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积极寻求个人生活的荣耀,在文字中表现出一种不可抗拒的英雄气概。

辛弃疾的词在抒发报国之志时,往往表现出军人英勇自信的心境,如“去拉银河之浪,洗西北之沙”(《水调歌头》),“马歌葬时,应誓飞蛾不沉”(《满江红》),“人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何心郎》)。

等等,他们都充满了骄傲,他们对斗牛感到愤怒。对于和自己一样有报国勇气的人,他由衷地赞美,异口同声地互相勉励,如《水龙隐陈佳寿汉南涧尚书》的慷慨激昂,完全不同于一般庸俗的祝寿辞:

有多少人真正懂得过河,从南方来?长安长辈,新亭风光,穷如昔。你在陆地上的时候回顾了多少次?知不知道万里名利是真儒?有一篇关于打山的文章,全是童音的晴日。当年倒地,如今一试,风云运行。

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唱酒。明年我会整顿坤的工作,给老公过生日。

辛弃疾对那些在民族危亡面前无所作为的庸俗圆滑的官僚有一种本能的厌恶。在《千年调》中,他勾勒出这类人物的丑陋:“给人喝酒,先倒。最重要的是做可可,什么都好。”

然而,就是这样的人充斥着官场,掌握着权力,走上了一条窃取和平的道路。他愤怒地写道:“李将军永远赢得了赫尔马。蔡丽是下一个人,但他是海豹。”(“操作员”)

辛弃疾率领少数部队穿越战场,来到南方时,满腔热血,急于展示自己的宏伟计划,不料却陷入了碌碌无为的境地,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压抑和愤慨。南归十二年,他重游南归首站建康时,写下了著名的《水龙隐登建康欢乐亭》:

秋天的南方空旷苍凉苍凉,河水与天空一起流淌,秋天更加苍茫。看到远处的山只会引起我对国家尽头的悲伤和怨恨,这些山就像玉簪和女人头上的螺旋线圈。西边的太阳斜对着这一层楼,远处的天空传来雁叫声,我在江南漂泊着想家的游子。我看到了吴钩,并拍摄了专栏,但没有人会参加。不要说低音难听,西风和季鹰都还没回来?像徐思那样只为自己买地的人,应该怕羞于看到在这两方面都辉煌完备的刘备。可惜,时光像流水一样流过,我真的担心国家的风雨飘摇,真的像桓温说的,树已经长了这么多!钱是谁,呼唤红领巾绿袖,呼喊英雄。

这是山河破碎的悲哀,是野心空虚的悲哀;时间无情地流逝,更因为这份悲伤而令人震撼。然而,即使诗人写的是他的孤独和悲伤,他的痛苦和泪水,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永不沉没的英雄气概。直到他晚年出任镇江知府,他的《永裕乐静寇顾北亭怀古》一书仍充满感叹,一边回忆他年轻时的战斗生涯,一边抒发他不甘老去、仍大有可为的豪迈情怀:

我回南方四十三年了,还记得扬州战火纷飞的战争场面。回头一看,河狸庙下,有乌鸦社鼓。谁能问:廉颇老得吃不下饭了?

这种永远不能在平庸中度过一生的英雄本色,伴随着辛弃疾的一生,一直闪耀在他的文字里。它奏响了宋词的最强音。

另一方面,无奈的处境和同样无奈的心态,使得辛弃疾和陆游一样,不得不在乡村生活中寻求排解苦闷的方法。他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曾说“案上书数编,非庄即老子”(《称帝恩》)。老庄哲学使他暂时忘却了尘世的烦恼,亲近了自然和日常生活,在词中感受和表达了“一谷一山”所蕴含的哲理和美感。但由于性格和审美趣味的差异,他的词作品并不像陆游的诗那样古朴典雅,而是清新优美,活泼灵动。例如,清平乐描述了农场生活的心情:

茅屋的茅草屋顶又低又小,溪边长满了绿草。醉的吴地方醉了,声音温柔动听,白发老人是谁家的?大儿子在东边锄豆溪,二儿子在编鸡笼。他最喜欢小孩无赖,躺在溪头剥莲花。

《西江月·寄兴》写的是自己的人生;

醉生梦死贪玩笑,需要时间烦恼最近,我开始觉得古书,什么都不信。松本昨晚喝醉了,问松本:“我有多醉?”。我只怀疑我是来帮她的,就用手推了推她,说“走”。

但这种词并不意味着辛弃疾的悲愤情绪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的闲适而变化。这只是一时的遗忘,也是悲愤的另一种表现。只要读一读著名的“丑奴,书博山道中墙”就知道了:

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地板。爱上地板,又担心添新词。现在我知道担心是什么感觉了,我想谈谈。我想说我还是休息一下吧,但是我说天凉了,秋天了。

正是因为他经历了很多沧桑,积累了太多太深的抑郁,知道生活的无奈,所以“想说一说”。他只能在宁静的乡村为自己的感情寻找庇护,抚慰自己受创的心灵,这是一个英雄在平庸的社会里的不得已而为之。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辛弃疾写这类词的真实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