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翻译一下这篇文章或者知道中文版(2000左右就够了)

张祥龙

理解一种文化的主导思维方式，与理解这种文化的时间观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不仅是马丁·海德格尔观点的延伸(M. Heidegger，1889-1976)，也可以在黑格尔之后的其他西方哲学家(如尼采、柏格森、胡塞尔等)中找到。).按照这个思路，要想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思想，就需要知道它所包含的时间观。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自中世纪以来，西方人对时间的看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末世论(目的论)，一种是物性论。前者来自基督教，认为真实时间是由人与神的关系构成的。所以，时间或历史正在走向最终决定这段关系的终点——最终审判。后一种时间观与测量时间的精确手段有关。按照它的说法，时间从根本上与人类的存在无关。它是客观的、同质的、不可逆的单向通道，本身没有意义，只是物质实体的一种存在方式。当然，二十世纪以来，在科学和哲学的新进展中，出现了新的时间观，尤其是广义现象学的时间观，这与我们有关。至于古代西方还是古希腊的时间观，是个有趣的问题。首先，它既不是末世论的，也(仅仅)是物理自然的。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的俄耳甫斯认为时间是运动和差异的起源，因而是万物和世界的起源；【1】时间是收获之神的另一种说法。因此，后期古希腊哲学中的“产生”、“变化”、“运动”等理论可以看作是对这一时间起源的某种解释，而“数”、“存在为一”、“观念(相)”等理论则试图超越这一时间(即不再承认时间为起源)，或者在“过去”和“未来”缺失的情况下冻结时间，亚里士多德将两者折中，将时间定义为“前后运动的数”。[2]总之，对于古希腊人，尤其是苏格拉底之前的人来说，时间至少是含蓄的一个原始问题，但在本世纪以前的西方哲学中，它很少作为一个原始问题受到直接关注。

迄今为止，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学者往往通过西方传统哲学的概念形而上学来理解中国古代思想。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人能注意到这种思想中的原始时间问题。但只要我们不带形而上的偏见去阅读先秦尤其是战国以前的文献，就会强烈感受到“时间”的突出地位。在这样一个塑造中华文明特征的充满活力的“时间”世代中，大多数最聪明的人都有初级的时间体验；这在其他文明传统中是很少见的，就像古希腊人对于“数”和“存在”的纯粹形式的体验在其他文明中几乎不存在。

先秦人的“时”主要是指“时”和“天命，不过几次”(《周易》)；[3]“天地皆空，齐闻”(《冯毅补》)。然而，一天中的时间并不仅仅指“四时”和“时制”(如夏之时制和星期制)，还有更微妙的“消息”。我们可以把“时间系统”和“四季”意义上的天气称为“一天中的时间”，即一天的时间表现，把原本细微的天气称为“初级天气”或“初级时间”。所谓“最初发生”，就是这个时间不能还原为任何“什么”，比如一个目的与一个手段的关系，一个物质的循环运动，而是从时间上对自身经验的循环建构或发生。时间体验必然涉及“想象”，或者表现为“保持(过去)”或“期待(即将到来)”；然而，初级时间经验中的保存不仅是对过去事件的“再现”，也是对未来事件的“预览”，它必须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相互依存的现场呈现。当然，即使是当时人们所谈论的“一天中的时间”，也绝不是物理和自然时间以及对这个时间的测量规则；它们来源于对阴阳、八卦、五行的理解，也与人们的生活状态和行为模式有着内在联系。此外，关于天气如何在人类历史中体现的理论，并不仅仅是邹衍和中国古典学者的“五德终始论”[4]而是一种更生动、更无序的表述。

本文将探讨先秦人的“原初天道”观，并展示这种天道观如何演变为各种“天时”学说，以及它们对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的巨大影响。

1.《易》中的原始时间观

儒家经典和其他先秦子书中，如孙子，老子和庄子，包含着丰富和微妙的解释原始的天道观。我们先来看看《周易》中的天的概念，它是“经书之首”，受到儒道两家的重视。它对中国天道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

组成八卦的基本单位“阴”(-)“阳”(-)，既是两种基本的存在形式，也是两种基本的元素或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物”。从字形上看，这两个字与“日”有关，字的含义也与日的回和运行位置有关；所以《易经》第六章说:“阴阳之义，合日月”。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太阳(和月亮)是与人类生存活动相关的“时间”之源。所以《易》中的阴阳本身就意味着终极相交，相互萌生，从而产生变化，产生变化的方式，产生意想不到的意义。所以“一阴一阳即道。”.....生活很简单，而且.....阴阳神的意外。”(《系》第五章)四象、八卦、六十四卦都是这种阴阳性的表现。它们在二、三、六爻层面是“变”和“极多”的，“所以它们刚柔并济，八卦摇曳，以雷击鼓，以雨润物；日月运行，一冷一夏。”(第65438章+0部)

按照这种理解，意象的主要功能是在“变化”和“生活”中表现“世界的变化”。(第65438章+00部)而由阴阳引起的“变化”是中国古圣先贤的首要时间。故《内聚力》第一章讲述:“刚者，柔者[即阴阳]也，本也；灵活，有趣。”“娱乐时间”的意思是“趋向正确的时间”。[5]可见，“易”的灵活不仅仅是数学变化的组合，而是指在这种变化的情境中打开和理解“时机”或“时间”(即“兴趣”或“趋势”)。另一方面也是对的，即《易经》中所理解的“时间”不是物理的自然时间，也不是外在目的论意义上的历史时间，而是在错综多变的摩擦趋势中形成或组合的原初时间。“天地，万物皆醇；男女皆精，万物皆化。”(该部第五章)初级时间或“史燚”是绝对非线性的，它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循环，而是一种醇化而生的时间环境和时间氛围。更重要的是，这种“互动”(该部前两章)的原始时间，离不开人们“显过去，察未来”(该部后六章)的“知”。换句话说，这个原本的时间就是一个“机会”，在这个时候得到它的人会“知道几件事”，可以“神”地处理事情。“几”是变化最微妙、最醇厚、最无形的地方。故“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究几”。(部门10章)“有几个是很轻微的，也是吉国的先行者。君子所见而行，不可终日。”(部第五章)所以，“知几”(部第五章)就是知道时机，是学习《易经》的第一要务。

当胡塞尔(E. Husserl)和海德格尔(M. Heidegger)用现象学的方法研究“时间”时，他们发现，这种原初意义上的时间(既不是宇宙论的，也不是目的论的)除了各种“趋势”及其相互诞生之外，别无其他，甚至“先验主体性”也不可能在此。然而，正是这种没有现成性的“变化”才是我们“理解”或“认识”世界和我们自己的源泉。《易经》和《易经》的作者在这一点上与胡塞尔、海德格尔是相通的，即他们知道终极实在是不能对象化、物化的，所以他们一再这样说:“易是书，但也是书，道反复动。变不居，流绕六虚，沉浮无常，刚柔易变，不为典要，只适变。它进进出出是有度的，它从外部让人知道恐惧。”(部第八章)把组成卦像的六爻描述为“六虚”，恰恰说明了卦像和卦理本身是以机(数)为基础的，根本不预设任何“元素”的存在，而是处于“不生”或“非经(典)”的“周流”和“进出”。简而言之，“一相”的意思就是机会(几个)的意思，是机会的“度”。“做一本书容易，原著最终会认为是有质量的；六爻混，唯其时事也。”(系第九章)。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象作为整体或部分，是一种“时间性的东西”，即原初时间的存在形式或建构形式，而不是任何现成的存在形式，如既定的符号结构和数学结构。其中总有流动和化生正在现场实现，永远无法完全程式化、哲学化、电脑化，而“化生”境界则是原初的时间或日子，在过去、现在、未来的交媾中生成；“傅毅，看过去，却微微露出。”(该部第六章)如果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我们可以说这个现象现象是本义上的“现象”(phenomen)，意思是“das Sich-an-ihm-selbst-zeigen”。[6]它凭借自身各种变化趋势的交合，显示出自己的适时意义。[7]

这样阅读《易经》，不仅可以看到“卦时”和“时”，还可以体会到一切真实的诠释方法中的时间性。在彝语中，尤其是俳句中，“时间”一词大量出现。例如，在《干》解释一卦的文字中，“时”就出现了十多次，具有非常突出的解释意义。特别是《荀》的作者在《禹、隋、阚、葛》等十二卦中，多次称赞“士(或士义、士用)为大”，显示了对士之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尚书》中也有大量的“时”字，但大部分被解释为“是”，只有少数可以读作“时机”、“适时”。《易经》中的“时”字，大多应该理解为“机”。

现在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周易》正文中“时”的一些含义(即卦、爻辞、俳句、图像学、文言文)。

首先，“时”是用来表示一个卦特别突出的计时意义。比如隋卦(下为真，上为对)说:“隋，初至，柔，惟可用心言。有了，大亨，贞洁无咎，天下随时。任何时候的意义都是伟大的！”《周易》的现代翻译是:“当追随者，如阳刚之人[这里指甄]，来到卑微之下，生活在阴柔之下[这里指对]，必然使人快乐，顺物而行。追随，大有亨通，保持正直也不会有什么责备，于是世间万物在合适的时间互相追随。跟着对的时间走是多么宏大啊！”[8]例如，葛卦(在李之下，对之上)和俳句写道:“葛，水火相融。.....天地变化成四季；汤武革命，依天而应依人。革的时候是个大时代。”翻译:“变化，如水火之相互作用；.....天地的变化导致四季的形成；商汤和吴州改变了桀骜不驯、顽固不化的国王的命令，这是一个既顺天又顺民的举措。变革的时机是多么伟大！”[9]

其次，从广义上讲，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都表达了一个特殊的“占卜时间”，描绘了当时的情景，以及人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比如形势(甘之下，坤之上)，机制(“天地相通，万物相通”，“内阳外阴”)，趋势(“君子是良师，小人是穷师”)，人应该采取的行动态度(“季峥”、“黄豹”)都比中行好。其他任何占卜也是如此。

第三，每一个位置(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最后)都有特定的机会意义，分为阴阳(奇数为阳，偶数为阴)。头阴阳合，位阴阳合，就是“位正”，否则就是“位不正”很多时候，在位者(也就是当时的人)运气好，不在位者难辞其咎。俗话说“六次成。”(《干补》)这些和一些更复杂的讲究，都是衔接中“六爻相混，唯其时事也”的意思。

第四，无论是卦还是爻辞，“时”“时”“时”“时”“时”“时”(见干、坤、孟、等卦)都有“吉祥”或“无可指责”的意思。这是一种不利的情况，只要当事人能因时间和“田丰史”(《干文言》)而投靠。而“不合时宜”和“不合时宜”(节象)总是意味着不利或灾难。可见“时”在易的认识领域中是终极的活，“与时同行”(甘文言、坤训、易训)、“与时新闻”(冯训)是易。所以《内聚》说:“生易，象干，仿坤，知占，变是事，莫测阴阳是神。”。“知未来”(知道未来)的关键在于进入一个阴阳莫测、变幻莫测的适时情境，才能与时代同行。

第五，所以解释易象的一个原理是:阴阳合则通，则吉，阴阳不合则堵，则咎。这不仅指一卦中上下卦的关系，也指六爻之间的关系。比如“太”的卦下行为坤，而干阳之性向上，之性向下，所以必然相遇；所以“天地相遇而万物相通，上下相遇而志固”，吉祥昌盛。“无”卦之所以“不利”，是因为坤下工，上下卦相逆而不相遇；“天地不遇而万物不灵，上下不遇而世间无态。”说到阴阳的关系，阳必通，阳必阻。《周易》商石雪把这一解释原则视为“全书之精”。[10]

“相遇”或“相遇”，是指不同的人和对面的人摆脱了自己的现成属性，全身心投入到一种相互转化的情境中，从而生出一种新的契机和对这种契机的认识。所以，这种交集转化才是最根本的“变”。正如现象学分析所言，“保留”与“亲保留”的交融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Augenblick”，阴阳(阴可以理解为“过去”，阳可以理解为“未来”)的交汇孕育了它。“气”在先秦思想中始终包含着“时变”的含义和对这种变化的理解，这绝不是“气的一元论”，如果我们把这种一元论理解为西方形而上学意义上的。

第六，基于这种认识，理解《钟》关于“阴阳合而生机，使人能应机”的思想。这是解释象似性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正是因为阴阳相遇，才诞生了热闹的中心，在密集的波动中建构和维持中心天气的，是对的时间或者说是本来的时间。所以《犹大补》说:【犹大】【下干上脱，只有五分为阴，其余为阳】，软至大中，上下应之，谓之犹大。其德是苍劲文明，应天而行；基于元亨。“现代的翻译是:“原配”，比如女人味占据了[65]的位置而中道变宽，上下阳刚之气相应相交，所以叫“原配”，即“大”。其德既苍劲又文艺，对应苍穹，适时而至；因此，非常繁荣。”【11】此爻之所以“旺”，在于它所包含的唯一一个母爻处于“五”的位置(在上爻的中间)，并有下降的趋势，所以它能与公爻充分相交，生成“主”，所以要根据天气来做。简而言之，这个“中”应该理解为交集的发生和维持，机遇的出现和认识。正如《孟勋》所言:“走起路来要始终如一”(可以翻译为:“到了适当的时候，可以在中间，打起来)。至于外在意义上的“中”、“正”，都是从这个原“中”衍生出来的。

其他一些对《易》的解读，如三才、承、乘、比、应、证、互文、对立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上面提到的最根本的和易理论有关。

第七，所有这些《易经》解释中的“理”或讲究，都不是可以独立套用、生搬硬套的规则，而是相互调和中的趋势指引。是理解《易经》的最后机会，所有的《易经》及其解读方法都是为了帮助人们进入这个“时光机”(数)。

2.原始气候的其他观点

最后一节的讨论得出结论，李逸的精髓在于“阴阳交生于中”。可见《易经》中的所有预设，如阴阳、象数等，根本没有“自性”，都是为了建构和参与对时机的把握或本日的诞生而设计的。这与西方的概念形而上学非常不同，但与赫门纽蒂克现象学有一些重要的相似之处。

对两者来说，最初的时间是一个纯粹的“意象”成分，用德语“Bilden”来表达最合适，因为这个词的动词的意思是“发生”和“成分”；名词(Bild)是“图像”和“肖像”。而且，他们都把最初的时间本身视为充满了与生命最相关的意义，决定或生成了人、民族、国家的命运(命运)。这样一个及时的、本地化的时间是我们所有“知识”和“理解”的来源

中国文化中几乎所有重要的理论和学派都与这样一个“与天地和谐”的源头有关。它们的成熟形式一般强调易学原初机缘的一个方面。比如中国儒家强调礼制，即象数的先天结构和位置，道家强调易学中的“变循环”和“与时俱进”。阴阳家强调阴阳和象数的方面，所以和汉儒有相通之处。但是，他们谁也不会完全抛弃其他方面；那样的话，就毫无生气的持久生命力而言。正因为如此，他们都可以在内部形成不同甚至相反的倾向。比如儒家出现了宋儒，道家变成了道家。

但在春秋时期，相当多好学的思想家以独创的方式把握了这一源头，并以自己的方式，在商展中展现了气象。让我们来考察四个人:范蠡、孔子、老子和庄子。

范蠡是春秋末期越国的大臣。越王勾践不听他的劝告，结果被吴国打败，历尽艰辛，忍辱负重。然后在的协助下，“十年一遇，时来运转”，待时机成熟，一举灭吴，称霸。范蠡对天气和阴阳变化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说:“天满而不溢，昌而不骄，劳而不赏其功。圣人在任何时候行走都是守时。”【12】这种“时间”的表现可谓“多变，上下无常”，让不擅长的人莫名其妙，经常会受到指责。由于阴阳不变，范蠡能够理解机会的利弊，并一再劝阻勾践逆时而动。他苦心等待和促成的，是“人事与天地相关”或阴阳相交所形成的最佳时机。一旦时机到了，“顺时者犹在救火，追亡者犹在，欲速则不达”，这就立刻促使越王出兵攻吴。兵的进退都是建立在阴阳变化的基础上，导致了武氏的覆灭。王武谦恭地请求和平，勾践想要实现和平，而范蠡用天气的力量告诫勾践。他说:“圣人的工作有时是无用的。”当不可能的时候，天空仍然是形状。”最后，击鼓入寇，灭吴。范蠡可以说是一个深刻理解和容易理解的人。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而记载其言论的《论语》，并没有以理论的方式探讨天、命等“大问题”。所以黑格尔斥之为“一种世故的、道德的教训”和“散文式的理性”。【13】而且很多人真的认为儒家的“外王”在汉儒是极致，内圣是极致在宋明儒，但孔子“圣”的道理却不得不含糊敷衍。事实上，《论语》是儒家思想最深刻、最原始的表达，其仁学与《易经》的精髓密切相关。当然，孔子虽然擅长易经，但他并不以占卜为主要依据来思考和教导学生。他的“孜孜不倦的学习，孜孜不倦的教导”是“艺”或“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另一种理论认为六艺是指六经，即诗、书、义、理、乐、春秋。无论如何，“艺术”意味着灵巧、灵活和尺度感，让“阴阳”或“不同的人”在适时的和谐中相交，从而当场触发某件事和情境，从而培养人对时机的适当限制和理解。

“艺术”是理解孔子为人的一把钥匙。"紫云:"我不尝试，所以我有艺术。”(《论语》9/7)“孔子曰:‘以道为旨，以德为靠，以仁为靠，以艺为游’”。(《论语》7/6)他的一生在艺术中得到了升华，然后转身用艺术改造和升华了弟子的人生。他一生“好学”，除了艺术什么也没学到，从“多能做事”的艺术，到从过去学到现在的艺术，再到“随心所欲，不知当下”的艺术。不用说，除了书之外的其他四艺都是“时艺”。《礼记·礼记》云:“礼，大者，顺也。”【14】孔子也说:“克己为仁。”(《论语》12/1)这意味着放弃一个人“坚实而必要”的自我(《论语》9/4)，融入何娜木中节的仪式，实现“人”与“自我”的根本关系和相互确立(《论语》6/4)对于孔子来说，仪式绝不是一套外在的繁文缛节和固定的国家制度，而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天道艺术。所以，亲身参与是绝对必要的。“不祭祀就不祭祀”，(《论语》3/12)“祭祀就祭祀上帝。”(《论语》3/12)后一句引语应该理解为:“在向神献祭的时刻去神的旨意所在的地方”或者“在向神献祭的时刻与神同在”。对于孔子而言，“神”总是指在礼乐等技术引发的契机中所体验到的神性，这与《易经》中提到的“阴阳莫测如神”颇为相似。孔子对诗歌和音乐的热爱在世界思想家中是罕见的。(《论语》7/13，3/25，8/8，16/13)他是这样说这首包含了许多民歌的诗的:“诗三百首，一句话，说的是‘思无邪’”。这种“天真”的“思考”对他来说是一种充满机遇智慧的“纯粹思考”，可以超越诗的对象化内容，在新的语境中获得鲜活的阐释意义。因此，他不仅自己喜欢引用诗歌，还鼓励学生创造性地解读诗歌，为理解仪式等问题创造机会或意境。(《论语》1/15，3/8)至于《春秋》，它不仅仅是一部史书，而是孔子政治、伦理、思想智慧(事件发生的时机和语言)最合时宜的表达。可以说，这些艺术都是孔子的卦爻辞，通过它们，我们可以了解李逸更多的文化意义。

这些都是孔子“中庸”或“中庸”的来源。没有艺术活动的本来情境，就不会有活生生的“偏激”(论语6/27)和“不甘人后”(《中庸》第二十章)，而只有外在的妥协。所以对于孔子来说，中庸的终极意义是“在时”；(《中庸》第二章)意思是“永远在中间”或“永远在最好的时候”。所以《中庸》说:“喜怒哀乐，喜怒哀乐在中；这都是在节日中间，也就是所谓的夏天。”(《中庸》第1章)这是礼、乐、诗等艺术使人达到的适时状态。”如果你在中间，你将是世界的基础；和合，天下之道，中和，天之地位，万物之育。”(同上)这种“中和”是对“原生气候”最恰当的理解和表达，深有道理。如果我们能做到“中和”，那么“天无位，万物无教”，因为“天气”是中国古圣先贤最终生活和生成的“极”。孟子称赞孔子是“生逢其时的圣人”，(孟子·万章)是对的！

老子的学说虽然不看重“术”，但也充满了时代感。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你就会把道教当成“中国古代玄学”的典型。老子说:“万物负而持阳，冲而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正是因为阴阳交合(“冲”)的精彩，才有气化的“和”。这里的“冲”字，既可以训练成“汹涌而撼”，也可以训练成“空”。从字面上看，也可以和“钟”有关。两极相交，中间生出虚境，义中也宜。"中"字在A版帛书中。按照先秦人的思维，这个阴阳相交是虚的，或者说是中性的，其中必然包含着初级的时序。“要空，要静，什么都同时做，我就回头。”(《老子》第16章)可见，在这个想象的地方，有“做”和“复”，形成“渐行渐远”的意象。“对希望之名视而不见，也不可能称之为微。这三个不能怪，所以混为一谈。.....意思是没有形状，没有形象；这是一种恍惚。见它不见它的头，然后就不见了。持今之道，以抗今之存，知古之道，谓之道己。”(《老子》第14章)【15】易、、魏都是“无形、似无”，即“无不是无”的中间状态，所以规定了“不能”(“但都是来来去去的。”天地间，还迷人吗？”(《老子》第五章)但是这个“来”是先看不见的，这个“去”是后看不见的，因为它们是和“今天”混在一起的。所以这个“三[外、希、微]混为一”可以理解为原生时间[未来、过去、现在]三个阶段的密集状态。而且，原文确实马上谈到了时间的“现在”和“古代”。今人与古人的交织，构成了“道济”与“自然”。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序》中写道:“道家使人专一，动而无形，供养万物。也是一门技艺，因阴阳大和，采儒墨之善，总结法之要义，与时俱进，顺应事物变化，立俗处事，凡事不宜，参照契约而易操作，少做多做。可见，道教是“一项立足于时代的事业，而...不断变化是一种防御”(同上)。但要知道，家的这种本质与《易经》的原理是相通的，也就是与先秦儒家天的认识相通的，把“儒墨”放在同一层面上是大大不合适的。对《庄子》来说，这个“时”是充满意义的。”取天地之义，抗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庄子·逍遥游》)是游于原始时间的境界。这并不局限于“平时不可入”(《庄子·养生之主》)这类语句中对计时的理解，还指“游于天地之气中”(《庄子·大宗师》)的终极或中极计时境界。比如《山木》中的“活在物质与非物质之间”，就是这样一种“与时俱进，以和为量，浮于万物之祖，物不在物”的境界。

从上面的解释可以知道，先秦的人对“时间”是极其敏感的，有着初级的认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随时”、“与时俱进”、“守时”、“因时制宜”，并不仅仅是“按照(现成的)时间表做事”，更不是没有实质意义的“机会主义”，而是指进入或参与到原有时间或时间的构成中。只有在其中，才能“从”和“因”。所以，与时俱进，会为此时的转变而“诚”，也会“颂天地之教”。(《中庸》第二十二章)这就是《中庸》所说的:“我们要向外学习，所以要在适当的时候采取适当的措施”。(《中庸》第二十五章)在《中庸》的语境中，“诚”相当于本文所说的“本真之时”，所以“诚者，不吝得之，而从容不迫”(《中庸》第二十章)不仅仅是被动地服从外在规律。“善必有先知，恶必有先知，诚如神”。(《中庸》第二十四章)这是圣人的境界。

3.天气的各种表现——一天中的时间

这种对原初时间的关注源于中国古老的传统，而这种传统又深刻地影响了先秦以来中国文化的走向和特征，从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面向时间的安排。有的还保留着原始时间的体验，有的则在某种程度上对外部时间格式流于表面。

中国古人长期以来对“望天”的热情在其他古文明中也有，但中国人不仅发展了计量时间的历法和进行预测的占星术，而且将这种外在的“时间”感转化为人们对存在和行为的认识，发展了人与自然相关的时间观。中国人真正看重的不是物质的自然天道，也不是臣民，而是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

《易经》最初不仅仅是一本占卜的书，也不仅仅是一本“观类取象”的书，它象征和描述了现代人所说的“自然法则”。从根本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