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影评

酝酿多年、备受影视界人士关注的电影《茶馆》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这部电影真的如导演谢天所说:它是一种“新类型片”,既不是舞台纪录片,也不是一般的艺术片,更不是一般的故事片。究其原因,大概是电影导演在严格保留《茶馆》舞台本质的同时,很好地利用了电影的独特手段。它用镜头引导观众仔细观察《茶馆》中主要人物的生动表演和重要细节。它在融合戏剧和电影两种艺术特征的努力上取得了成绩。

老舍先生的代表作《茶馆》妙语连珠,但主题严肃,结构极其严谨。这是一部三个时代(清朝、民初、国民党统治)的丧剧,为旧社会唱了一曲清凉的挽歌。自然,为垂死者唱挽歌和迎接新生儿的诞生是同一件事的两面,相辅相成。

《茶馆》既体现了三代反动统治的传承,也暗示了以康达利为代表的年轻一代革命者必将胜利。人们有理由把希望寄托在这些迎接黎明的人身上,这是《茶馆》原作者的心血。电影《茶馆》在体现原著精神的同时,用生动的银幕形象展示了一个人生道理:在对待人生上,斗争比妥协(听天由命)更有出路;“改良”是死路一条,革命就是通往阳关大道。《茶馆》主人公、鱼台掌柜王利发(于是之饰)的人生轨迹,对这个道理有过注解。

老舍先生笔下的鱼台茶馆,是一个浓缩的旧社会。透过这个小小的横截面,人们可以看到所有众生在那早已逝去的三个时代的种种活动:他们要么浑浑噩噩,为名逐利,作恶多端;他们要么忧国忧民,胸怀大志,怀着救亡图存的理想,却找错了出路和方向;有些人很明智的保护了自己,却挣扎着求生存,却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遍体鳞伤。更引起人们同情的是继父生意的茶馆老板王利发。为了让家人吃饱穿暖,他紧跟时代的变化。带着心里的难过,对大大小小的客户和有权有势的人,总是百依百顺,对他笑脸相迎。最终,处处妥协的智者和“骨子里的老实人”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在落魄的暮年上吊自杀...不用说,王掌柜一生所给予的启示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个人命运的范围。

在著名话剧导演焦菊隐精心构思的“三个老人各投纸钱”的基础上,巧妙地安排了王利发、常与“实业救国”理论家秦的“总结性”对话。除了舞台剧里原本的警句,当黑暗的空间里纸钱飞舞,当“口角”之声与深沉悲凉的哀乐交织在一起,当人们低头看着镜头,看着茶室大厅里三个耷拉着脑袋的老人蹒跚而行,不禁有一种悲凉感。就这个场景而言,电影《茶馆》应该比舞台剧带给观众更多的遐想。

影片中,《京人艺》的群星璀璨,表演精彩:王利发()、常(、)、秦(蓝天野)、宋(、)两代刘麻子(应若诚)以及演员们在表演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通过他们刻画和塑造的人物形象,人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独特的风俗,以及人物灵魂中的颤音。“聪明、自私、不坏心”的店主王利发,被于是之再现后的性格、气质、语言习惯所惊艳。他生动、准确、地道的表演技巧,丰富了角色,挖掘了编剧留在纸后面的潜台词,使之富有魅力,有嚼劲。自然受限于演员年龄和身材的变化,王利发的青春不如中年,中年比老年略差。但作为一个年过半百,在话剧舞台上驰骋了第三个世纪的老演员,于是之在电影《茶馆》中的成就,无疑要高于程疯子(《龙须沟》)和于永泽(《青春之歌》)之后才献给广大观众。

郑融同志塑造的硬汉和爱国四爷,分三次被勾勒得线条清晰,棱角分明。那种胸中的活力,铁骨的力量,令人感动。带着耀眼的台风,蓝天野出现在戊戌变法的“第一幕”,一副倨傲不凡的“乱世好儿子”模样。但到了“第三幕”(抗日战争胜利后),当他拖着虚弱疲惫的脚步走进老鱼台茶馆时,眼神、语气、姿势早已发生了变化。这个富可敌国、立志“实业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早就被日寇、国民党和“四大家族”压死了。当年神采奕奕的秦,现在在家吗?!作为一个“人贩子”,两代麻子刘是一个看不上体面人的社会渣滓。但他和唐铁嘴、二德子、“灰衣”这些家伙一样,除了起到渲染时代、烘托气氛的作用,还和贯穿全剧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一个被出卖的贫农之女康(、胡宗文饰)形成了纠葛。英若诚着力准确地展现了两代麻子刘的龌龊灵魂和这类人物的丑恶嘴脸。

电影《茶馆》中的音乐(由彭修文作曲并指挥)和音响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既大体辅助了作品的主题,强化了主角王利发情感潮的感染力,也成功渲染了环境氛围,反映了过去北京的城市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