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传说

彝族书目文献:彝族毕摩文化以其本土宗教祭司“毕摩”命名,以本土宗教信仰为意识核心,以巫术、仪式为行为表征,以彝文典籍为载体形式,集彝族古代语言、文字、哲学、历史、地理、天文、历法、民俗、伦理、文学、艺术、医药、农业于一体。它的形成和兴起是彝族社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不仅促进了彝族思想领域的融合,而且促进了彝族社会的快速发展,渗透到彝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毕摩文化是彝族社会原始宗教高度发展的产物。作为一个宗教体系,在其万物有灵思想体系中,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的观念是其理论基石,祖先信仰是其崇拜主体和中心宗教形式。在其兴起、繁荣和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毕摩文化始终立足于彝族观念和信仰中的祖先崇拜,立足于彝族自身的文化基石,并建立了完整的宗教思想体系,为彝族社会各阶层所接受和认可,从而成为彝族古代社会传统的主体文化。

毕摩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兴起是彝族文学形成和发展以及在彝族社会广泛传播的基础,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文化效应。彝族毕摩文化集天文、地理、历史谱系、政治经济、宗教民俗、技术、哲学伦理、医学病理、巫术占卜、文学艺术等为一体。并把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融合在一起。就国内外已发掘、收集、整理和出版的彝族古籍和石刻文献来看,历史上的彝族文学已经形成了其庞大而多样的体系。彝族毕摩文化卷帙浩繁,博大精深,触及了彝族文化的各个层面,汇聚了彝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精华。近年来,出版了《西南彝志》、《从文刻本》、《彝源》、《彝源志》、《宇宙人文论》、《物略》、《文艺金石图录》、《彝古文论丛书》等彝文古籍。使得毕摩文化的学术研究价值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文化与民族的脐带——对当代彝族文学发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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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民族的脐带——对当代彝族文学发展的思考

■陈志朋发布时间:2005年2月-12 19: 17: 35原文来源:《梁山文学》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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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基本权利得到尊重的社会制度的确立,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与汉族老大哥并肩而立,* * *上下。解开反狗四周的枷锁,聚在衣屋下有饭吃有布穿,以虎的雄姿展开鹰的翅膀,高举翱翔的火炬,向着光明的未来翱翔。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奋斗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我们的祖先创造的辉煌文化遗产已经逐渐拂去历史的尘埃,重新辉煌起来。优秀传统通过不断扬弃得到继承和发扬,在借鉴其他民族乃至外来文化的精华中得到迅速发展。

专门研究彝族文化的机构成立,《彝族研究》、《彝族文学报》、《彝族文化》等报刊的创办,以及《当代彝族作家作品选》的出版,标志着彝族文化发展的新征程。因为我们不仅有机构、有园地,而且有一大批前赴后继、弘扬勇往直前精神的浩浩荡荡的大军,为彝族当代文学的发展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与民族自治地方相比,我们在散居少数民族中已进入先锋梯队。怎样才能不忘先行者们做出奉献的历史功绩,扬起面向未来的风帆?

(2)

郑板桥先生的名言“很难被迷惑”和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格言“知道你不懂的东西”发人深省。“知人者智,知己者不言而喻”,那些“难得糊涂”的人是清醒的,他们承认自己不懂,研究能力差。中西文化的结合是一样的:不陶醉的骄傲,不止步的骄傲,还是需要“老同学”来讲。

在那些喊着国际接轨后的人眼里,我依然坚信文化是民族的标志和象征。因为我生活在现实中,它不会在可预见的几百年内消失,会狩猎,会飞翔。

追根溯源,文化是人们感情的宣泄,是生活的本质需求。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源于生活的文化,都以螺旋上升的方式与人们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的愿望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发展。它不仅是文化大厦的基石,也是位于大厦顶端的各类宝石文学。各种风格、样式、流派,都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级的人从不同角度表达意愿的产物。

虎图腾,鹰崇拜,在火中成长的彝族人,是构筑民族文化特色的地理条件,社会环境,心理素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展现出来,成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符号。失去了这些基本特征,就意味着失去了彝族人的意义。如果抹杀或取消这些特征,彝族人又从何说起?

彝族文学的发展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没有各民族文艺的繁荣发展,就不可能有中国文艺的繁荣发展——至少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拥有各种少数民族文化的马奔腾,很可能会被中华文化长河中的波涛掏空,轰轰烈烈地前进。

因此,我们应该坚信,发展彝族文学是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尽己所能,争强好胜,就是为中华文化增光添彩,为丰富世界文化宝库做出贡献。

(3)

彝族先民创造了中国最古老的堪比甲骨文的文字,记载了大量的创世纪史诗、故事、传说、诗歌乃至文学理论。可悲的是,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长期生活在压迫甚至枷锁中的民间传承人,仅仅依靠毕摩,在一个狭窄的区域内传播,处于垂死状态。20世纪30年代,一些致力于民族文化的智者开始关注民族文化,并有所发现。被张广平先生挖掘出来的阿希先决条件,在黑夜中迎来了一线光明。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族政策的落实,《阿诗玛》、《梅哥》、《勒奥特的衣服》、《母亲的女儿》等作品冲破冰天雪地,大放异彩,让人刮目相看彝族灿烂文化之一。然而,由于“左”倾指导思想的束缚,传承文化的毕摩一度受困于“封建迷信”的桎梏,干扰了对彝族古代文化典籍的挖掘和整理,几近消亡。尽管努力了近30年,还是不尽如人意。挖掘不易,整理更难,翻译成中文出版更难。对这份遗产的研究还缺乏应有的深度,需要继续付出巨大的努力和工作。

当然,有志的彝族作家并没有死抱着余孽不放,也没有“坐在空位子上”。他们以无畏的精神致力于新文学的创作,继承了民族的优良传统。

从现当代文学的角度来看,据我所知,凌光电先生是用汉语向外界介绍彝族的先行者。以汉语写作进入当代彝族文学创作的先驱是20世纪30年代走出夹皮沟、受左联影响的李乔同志。他和建国后涌现出的蒲飞、吴启立达、苏晓星、戈隆里奇、熊正国等,活跃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坛上。他们深受彝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写彝族。它反映了彝族人民在社会进程中的苦难和斗争,表现了他们的情感,吐露了他们的意志、愿望和祈祷。李乔的《笑看金沙江》三部曲,苏小星的《最后的土司》和马德清的《厚墙裂缝》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另一批彝族作家,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涌现的蒲美福、丽娜为代表,50年代走上工作岗位的张坤华、龙志毅、安尚玉、熊家彬为代表,以吉德玛加、杨家福、罗乌拉齐、周祖平、、李洋溪、、黄光平为新秀。他的作品基调体现了自己民族的品质,同时以现实主义为主轴,吸收了各种流派的表现手法,将视角延伸到各个民族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果丰硕。有龙志毅、杨佳富的优秀小说,吉德玛加、罗乌拉切、李洋溪的诗歌,还有李志宏的散文。

这种划分显然是非常薄弱和蹩脚的。如果稍微关注一下他们的创作历程,不难发现,这两类作家绝大多数都是从诗歌起步,然后再到散文、小说、评论甚至涉足影视,成就是多方面的。有的被文学界称为“全天候轰炸机”。这种感觉来自于对张坤华作品的巡礼:在30多部文集里,诗歌、长、短篇小说、散文、电影剧本、文学评论包罗万象,数量多、质量高、文体广。他们是他们那一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不仅为彝族当代文学做出了贡献,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长廊中占有一席之地。

彝族文学大军中还有一支很有价值的军队,却常常被人们忽视,那就是以彝语为工具来传达思想的人。其中有专门从事研究的专家,也有各个彝族聚居区的毕摩(又称贝玛)。他们为古代彝文文献的搜集、记录和整理作出了巨大贡献,吸收了彝文文献的优秀养分,用时代的节奏进行创作,使古代彝文母语文字枯死干枯,使彝文文献百花园开出了生机勃勃、格外美丽的花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65438年到0980年的二十四年间创办的《凉山日报》彝文版和《凉山文学》彝文版(季刊),汇聚了“正规军”和“游击队”在母语创作的舞台上大显身手,在这片富饶的园地里耕耘收获。就我所见,阿鲁斯基、海莱木夏、伊霍阿夏、莫塞无涯、阿库乌乌等贾瓦潘加、阿列等小说在诗歌上的成就,自然是受人尊敬的。因为他们与文化保守主义无关,所以他们不仅是彝文专家,也是汉文专家。他们既是彝族文学优秀传统的传承者,又是接受鲜花和甘露的“蜜蜂”。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文学批评的禁忌。为了阐明我的观点,我不得不做一些粗略的引用和总结。请看阿库乌雾《与风同行》中的一段话:“羔羊/像山鹰/反复/奔跑着母羊丰润的乳汁/赤裸的孩子在雪地里奔跑/那些脚步就像驱鬼时打鼓的节奏……”;在贾·瓦潘嘎的短篇小说《小城彝族》中,的和的妞妞姐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震撼了人们的心灵。后者(妹妹)在对物欲的追求中堕落成一个被侮辱、被伤害的幽灵,而前者(妹妹)则像一个正义的复仇女神,两个鲜活的形象,揭示了社会转型期女性命运的跌宕起伏,虽然艺术技巧并不那么娴熟,所展现的审美意义也不在某些长篇作品之下。

我不厌其烦地列出三个彝族文学创作团队,抛开玄学不谈,只为表达我对彝族当代文学半个多世纪曲折发展道路的思考和对其蓬勃发展现实的欣喜。三军不可能做一个像豆腐一样切开的毯子。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其他民族乃至世界文学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也没有严格的隔阂。而是在相互渗透、相互帮助中发展,这是彝族当代文学繁荣发展的基石,也是明天的希望。所以,它应该为自己是中国文学的一支军队而自豪。

(4)

对彝族文学发展的简要回顾表明,彝族文学不是白开水,而是烈性酒。喝了它,不要麻木,醉生梦死,你要让你的肌肉膨胀,血液喷涌。

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的阵痛之后,经历了社会转型。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多元文化竞相发展,为彝族当代文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作家有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整个事业呈现出辉煌的前景。

毋庸讳言,还有两座不可预知的冰山漂浮在我们面前:一座是市场经济中的浊流涌动着无限的物欲,冲击着社会道德水准,侵蚀着文学优秀的本质属性,善良的人性和文学的基本精神被异化了。为了生存和生活,一些作家和相当一部分业余作家随波逐流,投身商界。扬帆远航的成功人士中,有的成了儒商,有的成了大亨——坚守道德底线的人对社会有所贡献,迷恋金钱的人淹没在罪恶之海。失败者有的在挣扎,有的在堕落。另一种是科学发现、技术进步,在推动工业社会发展的同时,冲击了纯文学的地位、影视、光盘等的功能。,以及文艺的消遣和享乐主义冲淡、溶解了人们高尚的诗意,导致了文学的商业化等等。金钱的魔力驱使一些作家把文学当妓女玩,无聊的段子,低俗的身体写作,舌头、床头、拳头等“三头文学”组装的名人“隐私”...光天化日之下。以感官刺激为主体的媚俗文化,打着商业文化的旗号虚张声势,招摇撞骗,冲击人心。它潜移默化地侵蚀着作家的良知,使文学应有的功能逐渐失去了批判精神和文学的基本认知价值和审美价值...这不是危言耸听,彝文学也不是在真空中。

面对现实,我们不会恐慌,也不会悲观失望。套用一句流行的话,文学的现状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是压力也是动力。

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警钟长鸣。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脐带,是其生存、繁衍、传承的基础。一个文化被摧毁或被迫消失的民族的悲剧不言而喻——这样的民族在当今世界并不少见。

文化不仅是人们感情的宣泄,也是开启人们智慧的钥匙,是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不可或缺的拐杖,是生产力发展的推进器,从而对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起着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作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种肤浅的论调,把文化看成是对旧社会小媳妇角色的肤浅理解,在理论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危害极大。

“盖文,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中的这段话,千余年来褒贬不一。被视为国家头等大事,不敢完全认同。从修身养性和道德建设的角度来审视,似乎也是合理的。人在焦虑中清醒,在困难中奋起,有各种层次的发展主动性。

扫描当代彝族文学后,为了使其从巩固的滩头阵地上获得更多的成就,很多话吐出来不是不好听,也不是不思进取。

文学是人民历史运动的产物,历史运动中的人民是文学表达的主体。能否正确揭示和反映历史运动的主要力量,取决于从事这项工程的人。“文章千古,得失尽人皆知。”文学创作是一项孤独的、自作自受的崇高事业。当今社会,想发财,不如从杀鸡卖鞋做起。如果想提升事业,射击马术可能是最好的敲门砖。创作需要淡薄的名利意识。无论是为了“官方”,还是为了人民,都不应该忘记,文学创作是一种责任,是一种牺牲,是对大众的贡献。许多先驱在这方面树立了榜样。已经去世的李乔和朴美福,无论头上顶着什么光环,都决心创作。一大批生活在基层的农民、工人和作家辛勤工作。其中,20世纪50年代崛起的蒲飞和新时期以来一直与土地打交道的李世学令人钦佩。龙志毅同志,解放前参军,建国后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可谓“官高一级,威望很高”。他是彝族人中的省部级干部之一。他的成就是可预见的,平易近人的,受欢迎的,在忙碌的日子里也从未忘记创作。他出版过《省城趣闻》、《政治》、《八旗亭怀古》、《冷暖人生》和《第三》。从存在的角度看,做人和做作家应该是辩证统一的,人品和文笔应该是成正比的。彝族文学的发展需要大写字母的作家。

承前启后简单明了,未来是手段,是进步的基石。开放是目的,是对“去”的继承和发展。“继往开来”的前提是认识“过去”近百年来,关于彝经的搜集、记录、整理和研究的文章数不胜数,为“开”者提供了钥匙和拐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读书不多,也没有深入研究。我表面的感觉是,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彝族文学,博大精深,犹如徜徉在海洋中。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挖了多少独家新闻了?多少桶?不可能的。对其合理性做了大量工作,令人欣慰,但似乎还不足以深入其本质。无论从梳理文化史的高度,还是从认识彝族文化的特点,还是从发展当代彝族文学的高度,都不能说不是缺陷。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很多史料缺乏深入的探讨。例子比比皆是,比如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和彝族有没有关系,是什么关系或者为什么没关系?李乔同志生前多次提到,安半坡出土的甲骨卜辞,大部分与旧彝文相同。刘耀翰先生的弟子用彝文破译舞阳出土的龟背文字。它们和汉字是什么关系,是水乳交织后一脉相承的分支吗?云南的简称,目前流行的说法,源于古滇国,那么这个“滇”是什么意思呢?古滇王国的名称是来自滇池还是古彝语中的“滇”字是“鹰”的音译?“昆明”或古彝语“水边村或水边镇”的音译是一种怎样的解释?以三星堆出土文物为标志,享誉中外的巴蜀文化和彝族文化有关系吗?如果有,有什么关系?彝族先民曾经生活过的滇池周边三十七个部落去了哪里?今天以滇池为中心,半径两三百公里范围内的许多地名——包括楚雄,这是魏初和南雄的简称,武定、禄劝、弥勒、泸西等-和彝族祖先有关系吗?弥勒县最典型的名字是东汉传入云南的佛教佛弥勒,还是以西汉丁原六年(公元前1165438)一个叫弥勒的彝族部落首领命名?为什么1932改名为开元的阿米洲是彝语音译的小地方?南诏这个地方政权兴衰的根本教训是什么?南诏德化碑给我们多少历史启示?十月阳历在世界历法中的地位是举世公认的。对彝族先民的生产生活乃至整个文明进程起到了什么作用?《夜郎自大》不可取。夜郎与彝族先民的关系似乎不应该被遗忘...

我不是墨守成规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我从来不赞成睡老祖宗盖的金床,吃老本。但我们始终认为,了解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有利于彝族新文学的发展,有利于美好心灵的塑造,有利于优秀道德大厦的建设,有利于彝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知古为今用,不知古者无志气。只有坚持民族特色,吸收各民族和外来文化的养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牢牢守护文学的花园,发挥十八般兵器,三十六计,七十二变,培育出充满彝香的绚丽花朵,才能无愧于祖先,无愧于当代,无愧于后代。众所周知,彝族文学的繁荣发展需要彝族作家写出自己的作品,而《手在空中》也应该欢迎其他民族的作家写出彝族,同志的《凉山月亮》,高莹同志的《大吉父子》,巩留、王松、刘奇、杨志勇等同志编著的《阿诗玛》,以及后来以李广田先生为顾问的电影,甚至还有今年央视歌手大奖赛上名列第一的美声复赛。

总之,彝族文学和各民族文学一样,是彝族人民精神道路的历史记录,是情感世界的精神家园,是生存和传承的脐带。客观上,当代彝族文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否与近千万人口的彝族相称,是否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恐怕还不能拍着胸脯做出肯定的回答。所以,有火之美誉的彝族人民,不要忘记鲁迅先生的文学是“民族精神之光”,高举着“指引民族精神未来的明灯”。衷心祝愿在一年一度的火把节即将到来之际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彝族当代文学研讨会,把火炬绑得更粗更大,烧得更旺更旺,举得更高更远,映照现实,照耀未来,照耀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