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题2000第421题
(2)讨论人口政策调整的学术声音正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兴起。近日，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21世纪中国的人口与经济发展》新书发布会上表示，盲目减少人口规模不一定是好事，中国应适当适时调整人口政策。
胡鞍钢说，2030年以后，中国的人口状况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与印度相比，劳动力的减少将使中国在国际经济发展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防止人口负增长”是底线。文章称，目前中国人口压力相对减轻，但人口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调等问题开始显现。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1世纪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认为，2006-2010是中国实施二孩晚育平稳过渡的最佳时机。逐步放宽节育政策，可以避免人为加剧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和“未富先老”的进程。
笔者对专家的这种说法表示怀疑。
首先，人口基数大是目前中国人口最显著的特征。人口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弱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庞大的人口一直是中国国情最显著的特征之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2005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075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76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89‰。虽然我国已进入低生育率国家行列，但由于人口增长的惯性，目前及未来十年，我国人口仍将以年均8-10万的速度增长。按照目前1.8的总和生育率计算，2065年、438+00年和2020年中国总人口将分别达到1.3亿和1.4亿。总人口峰值将出现在2033年左右，达到654.38+0.5亿左右。这也意味着，即使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在6543.8+0.5亿这样一个巨大的基数上，也是负增长。
其次，要全面观察劳动力减少的问题。最近“民工荒”的感叹占据了媒体的一大页，“广东缺1万农民工”，“珠三角惊呼民工荒”。对于这种变化的奥秘众说纷纭，但在很多专家学者看来，“民工荒”很大程度上是技术工人的缺乏。经有关部门证实，广东等省缺一些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工，但从不缺普通农民工。另一方面，农村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转化。按照人口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计算，到2020年将有约3亿人从农村转移出来。政府应该加快打破户籍制度的进程，以让劳动力自由流动，这不仅可以缓解城市劳动力短缺，也可以缓解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压力。现在需要做的不是增加劳动力的绝对数量，而是如何提高现有劳动力的素质。
第三，人口老龄化问题不应该成为调整人口政策的理由。应该说，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目前，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面临着这个难题。我国人口老龄化有一定的特殊情况，即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近30年来，人口相对增长率逐渐放缓，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口绝对增长仍给国家带来很大压力。可以说，我们的老龄化是在“还旧债”，是上一代人强加给计划生育一代人的“痛苦”，是一种“替父还债”的行为。在即将到来的“421”家庭格局中，如果“1”再次变成“2”，中间的“2”将更加不堪重负。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不应该是“多生孩子”，而应该是在加快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从过去的“养儿防老”向社会养老模式转变。
另外，男女比例失调等衍生问题也不是目前调整人口政策的理由。为了遏制出生性别比上升，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颁布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并开展了倡导男女平等的“关爱女孩行动”。目前，主要问题在于政策的执行。调整人口政策、放宽二胎生育是否会促进男女比例失调的抑制，还有待进一步论证
目前，中国仍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我们仍需谨慎制定人口政策。2006年2月9日，中国国务院城市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未来15年人口目标是人口控制在15亿以内。其在人口与健康领域的发展思路之一是控制出生人数，提高出生质量。纲要还说，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有效防治重大疾病，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调整人口政策的时机尚未成熟。